王文军自述|太原 “12.13”案必须揭露的真相

总536期

经当事人授权,特别发布一年前已经拿到的文件。

媒体单向、领导干预、多层逼迫,这一起创造出“按扭”的案件,值得关注警察现场执法和衡量尺度者仔细研究深刻思考,希望喧哗后真相显现。

文章一字未改,原始发出。

王文军自述|太原 “12.13”案必须揭露的真相

所谓的“12.13”案,是2014年12月13日,山西太原小店分局龙城派出所的王文军、郭铁伟等民警,在值班期间接到110指令,在龙城大街龙瑞苑工地有人报警被殴打,在出警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受到在场多名不明人员的指责干扰胡搅蛮缠。在受害人指认了打人的嫌疑人后,工作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将嫌疑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处理,遭到在场人员的攻击,王文军裆部被抓,脖子被挠伤,警服被撕烂,为制止遭受攻击采取徒手制止时,出现一名女嫌疑人意外死亡的事件。是媒体在没有得到真实情况下报道的虚假新闻引发的错误舆论。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面对负面舆情无力应对,面对胡搅蛮缠的犯罪嫌疑人家属无力解决,不尊重事实和实际调查,权力干预司法,以权压法,不担当乱作为,对山西省政法系统做出“对12.13当事民警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的批示。造成太原市检察院以周茂玉(已被处理)为首的办案人员,颠倒黑白,通过牺牲民警,用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法制建设利益,换取自己官场的一时平安,对犯罪嫌疑人家属给予巨额赔偿,对依法值班出警遭受侵害的民警,进行打压迫害的涉警冤案。

王文军自述|太原 “12.13”案必须揭露的真相

一、“12.13”案在立案、侦查、起诉阶段,就为听命领导(王儒林)制造冤案做好准备。

1、以太原市检察长周茂玉为首的太原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介入“12.13”案的初衷和方针,就是要牺牲民警,制造冤案,把事件变成案件,平息舆论,以此手段来达到逢迎领导,减轻领导压力,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办案方针,必然注定形成冤案。

2014年12月13日事件发生后,王文军到小店检察院找负责 “12.13”案的孙权,递交事件发生的情况说明,并口头告诉孙权,事件发生是民警在正常的值班出警,受到嫌疑人的攻击,采取的徒手制止,是正当的合法行为,作为法律的共同维护者,请检察院依法秉公调查,维护民警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义。孙权声色俱厉的说:“你说这有什么用!现在外面舆论这么大,领导压力这么大,你不承担责任谁承担责任!”事件从一开始本身就不单纯是法律问题,而是要通过找替罪羊来平息舆论,替领导减轻压力,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不公在2015年5月18日太原市中院开庭当日,王文军就告知法官并拒绝开庭,后经法官和律师做工作,阐明有理在庭上说庭审得以继续进行。

2、检察院办案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案件至关重要的鉴定机构需要选择时,由嫌疑人家属任意衡量选择,对民警王文军和家属采取欺骗和违规的操作,是冤案制造的手段之一。

 

王文军自述|太原 “12.13”案必须揭露的真相

王文军被办案人孙权等采取强制措施,关押到太原市第一看守所后,在需要进行法医鉴定前,孙权到看守所征求王文军的意见并做了笔录;孙权当时说,“王文军,现在要对死者进行法医鉴定,河南民工一方要求用河南省的鉴定机构,你们家人和律师希望用山西省的鉴定机构,为了公平,检察院指定湖北省的鉴定机构,你有什么意见?”我说王文军是因为工作,你们检察院也是工作,我相信你们会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处理,同时我要求办案单位对周秀云的尸体进行保护,防止有人做手脚,嫁祸民警(出警现场,河南籍民工一方贼喊捉贼,和操纵媒体胡说八道的做法,让人很担心他们什么事也能做出来),但事后证明孙权告知王文军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就是骗局。2015年5月18日开庭后,当律师在庭上问鉴定机构的刘良法医,是谁联系刘良要求鉴定的,刘良说是河南的一个女的给他打电话联系的,这就进一步证明,鉴定机构就是受嫌疑人家属一方的委托,这违反了程序的真实,影响案件的公正。

周秀云是因颈椎骨折死亡,还是当时心脏病突发死亡,后来人为制造的骨折,嫁祸民警这不能确定。

但王友志的肋骨骨折的鉴定明显存在问题,事发当晚派出所就派民警将王友志等人领到山西武警医院进行拍片检查,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被检查的所有人没有伤情;但事情过去多日后,经刘良法医再次鉴定就出现了骨折,并且在庭上刘良法医也明确表示,不能确定骨折的具体时间,那么王友志的骨折是以前的陈旧伤?是事发当天民警造成的?还是后期为嫁祸民警人为制造的骨折,根本无法确定。而且事件发生后,王友志被安排在宾馆住宿期间,曾经蹦起来踹过宾馆的门(有录像为证),一个肋骨断了好几根的人,居然没有疼痛,做出这样舒展的动作,还是说他的骨折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不能为达到目的就嫁祸民警,制造和引用这样的鉴定结论。

3、起诉书“扭按”一词的使用,是“12.13”冤案制造者创造性的发明,其目的就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扭按”一词的使用,误导法官和所有人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彻底改变了案件的性质。

现场徒手制止,是周秀云对民警王文军实施抓住裆部睾丸,进行危险性攻击和挠脖子、撕烂警服的犯罪行为,在民警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摆脱和控制动作,也只是单手抓住头发把嫌疑人按在地上使其不能动的控制,在抓住头发控制“按”不让侵害和嫌疑人尽全力“反抗按”要实施侵害两个力的作用下,如果出现了骨折这个意外,民警在与违法斗争这个紧张的过程中,不能预料这个情况的出现,现场人数众多,在鉴定没有出来前,所有人都不清楚周秀云为什么后来就死了。

现场有视频,按就是按,怎么实施扭,还用了“按扭”这么一个词!

从物理学上讲,“扭”这个动作是对物体实施两个相反方向的力,就现场的操作,要实施扭的动作,必须要固定身体,再用两只手固定头部,才能实施方向上扭的动作,民警王文军一只手抓住嫌疑人柔软的头发按在地上,另一只手没接触,怎么扭?而且人的头部可以左右灵活转动,现场有视频记录,有扭的角度吗?

 

(安在选择这两张引发巨大舆情的照片,希望隔了数年,你能看到镜头外对面的被执法者和王文军的紧张)

 

王文军自述|太原 “12.13”案必须揭露的真相

王文军自述|太原 “12.13”案必须揭露的真相

视频不可能人人都能看,但使用“扭按”一词就是故意给不知情人的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民警王文军把嫌疑人的脖子扭了几圈,嫌疑人脖子被扭断死了,从而达到所有人对民警造成不满和谴责,制造舆论浑水、形成舆论审判,创造性使用这个词用心险恶。试想,实事求是的把“12.13”讲清楚:民警王文军在出警中受到嫌疑人危险攻击,为制止侵害抓住嫌疑人头发将其按在地上,嫌疑人意外死亡。检察院能否起诉民警?法院能否判决民警?全国正义的民众能不能答应!

二、为了强迫民警王文军认罪复判、不再上诉,使“12.13”案早日完结,太原市中院法官对王文军采取了一系列非法的行为和措施。

1、为迫使民警王文军认罪服判、不再上诉,对王文军进行欺骗、威胁和恐吓。

2016年11月10日判决前的两个月,在看守所没有监控录像的二楼图书室,太原市中院副院长段培林带领姓左的庭长对我多次威胁、恐吓。“案子走到今天,我们法院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因为你我们把检察院也得罪了,检察院是好惹的,你知道当初人家检察院要判你多少年,能有今天的效果你应该很知足,认罪服判让案件早日结束,当然我们会尽量照顾你”。“判的不会太重,你不要上诉,我们做检察院的工作尽量不要抗诉,如果你要上诉,检察院肯定要抗诉,虽说上诉不加刑,但你的情况特殊,到时出现其他后果,你不要怨我们。”遭到我拒绝后,“王文军,你不是英雄,不要给脸不要脸,你知道你的命运掌握在谁手上”。

在看守所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关押两年,背负沉重包袱、承受巨大思想压力,不知自己前途和命运会如何,这些话对我构成无比巨大的威胁。也让我终身难忘!另外,在图书馆贾X、杨X两位法官也采取不同的方式,贾伦问:“文军,事情过去快两年了,你觉得你不认罪行吗?”王文军:“我没有罪,和违法犯罪行为斗争,这是我的工作,没罪让我认罪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我认了这个罪,以后我的同行全国的民警再遇上类似的事就有了先例,我不做千古罪人。”贾伦:“郭铁伟和任海波还在第二看守所关着,两年了你还不认罪,要把兄弟们拖到什么时候。”

2、为配合施压,隔绝一切信息,非法剥夺民警王文军的律师会见权、剥夺法律援助。

即使是真正的犯罪分子,每个人都有聘请律师,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为了达到强迫王文军认罪服判、不上诉这个目的,使之处于孤立无援,我被剥夺了会见律师的权利,从2016年9月开始,一直到2016年11月10日开庭宣判结束,我一直没有机会面见我的律师。失去了律师的法律援助,没有了家人的意见和外界任何消息,连看守所的电视都以电路故障停止播放,我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我多次向看守所监管我的民警师警官,林琳、张磊队长,王卫润大队长及所长洪文国反映,要求见我的律师。得到的答复都是,他们向上级领导反映,王卫润还象征性的让我写了两张明信片往家寄,但没有一点结果。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律师和我的家人其实一直在看守所外面要求会见我,并且因为被剥夺律师会见的权利,我的家人和律师分别向太原市纪委监察局、太原市检察院进行了举报和控告。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在个别领导的指挥和操纵下,便出现了在看守所图书室的深夜,由王文军亲自执笔、草稿进进出出看守所反复修改,关于王文军主动提出不上诉并解除律师关系的书面声明。稍有智商的人都明白,对于法院的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而且必须要书面申请;有谁见过,服从法院判决后,不是被迫,谁会画蛇添足的书面再向法院声明本人不上诉的。而且,如果王文军能正常的见到律师,当面告知解除律师关系并表示感谢就行,有必要书面通过法院来传递信息?这些“声明”无疑是冤案“此地无银三百两”被剥夺合法权利、被强迫的证据。

三、对民警王文军出警执法行为不出具调查报告,外行评判内行、外行处理内行,枉法裁判,是造成“12.13”冤案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警察是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维护法律、行使执法权,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和能力,是在公安机关的培训、指导下形成的,是一项专门的行业和专业的行为。对于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是否合理或适当,公安机关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权威部门,而且对于执法中出现的意外,公安部也有明文规定,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调查报告。

“12.13”发生后,虽然王文军和律师、家人多次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对“12.13”案件进行调查、评估,出具调查报告,但都没有落实。造成王文军的出警执法行为,不能得到使用他的本权威部门认定,而由对民警出警执法不懂、对出警行为没有认知的检察院直接定罪起诉;出警执法行为在没有得到专业认定的情况下,由法院枉法裁判。

四、向上级反映的原因

“12.13”案发生至今五年多过去了,自2018年7月2日王文军假释回家后,关于“12.13”案的冤案平反问题,王文军分别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院提起申诉,向太原市检察院、山西省高检也分别同时提起申诉,并多次反映;在“12.13” 冤案平反申诉,维护民警合法权益的问题上,数次向小店公安分局、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公安部寻求帮助;也多次送反映材料,以信函、政府网领导信箱等多种方式,向太原市委、市政府和省委、省政府、国家信访局反映;除了不能直面和含糊推辞,均不能给予正面答复和根本解决。做为一名党员和基层民警,万般无奈,在无助的情况下只能向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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