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玉权的死真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吗?

在哈尔滨民警曲玉权牺牲案判决中,最令全国民警及正义人士无法接受的是,法官把曲玉权的死因认定为“冠心病急性发作”,而殴打曲玉权的犯罪分子只是“诱发”了曲玉权的心脏病发作,因此不用承担曲玉权死亡后果的全部责任。

二审法官陈辉认为,“本案被告人的击打行为是引发被害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将被害人的死亡后果的责任全部由被告人承担,显然与其罪责不相适应,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

曲玉权的死真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吗?

按照陈辉的说法,击打仅仅是曲玉权死亡的“诱因之一”,除了击打外,还有“剧烈活动等”因素其他“诱因”。而除了“诱因”之外的“主因”就是——“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

在此“结论”的基础上,陈辉认为“将被害人的死亡后果的责任全部由被告人承担,显然与其罪责不相适应。”言外之意是,曲玉权死亡结果发生的“责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犯罪分子承担,那其余部分应由曲玉权自己承担!而且只有这样,才符合“罪责行相适应原则”。

好一个“自圆其说”!在法官高深莫测的“权威解读下,老百姓仿佛不得不接受“曲玉权不是打死的,而是病死的”这个荒唐结论,而且还不能表示任何质疑的声音,因为司法机关虽然名义上“欢迎舆论监督,但真正的监督的时候,却又被法它们扣上“舆论审判”、“干扰司法独立”的帽子,以至于使用删号、封贴、水军等下作手段也成了理所当然。

但历史的规律是,强权永远封不住百姓之口,因为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


曲玉权的死真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吗?

动力君想起古圣孟子的一段经典比喻: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这个比喻所指出梁惠王的逻辑错误是,有意混淆了“行为”“物理”两个逻辑体系。的确,如果仅从物理学角度分析,就是刀刺入人的身体导致了人的死亡,主要原因是“刀”——但这绝不是推导出“刀有错”结论的恰当理由,因为“对错只是人主观意识的产物,一个客观的物理现象怎么会有对错之分所以在物理逻辑的因果关系中,是没有对错的概念。梁惠王所使用的楼梁换柱的小聪明就是——选择性地用物理逻辑规则来认定“凶手”,再用行为逻辑的方法来评判对错,企图将自己的罪恶撇清。

我们都知道,刀不是人,刀只是一个工具,其本质属性是“客观物质”。所以,刀不可能有“行为”,有能力发生“行为”的只能是人。而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属性,就是为“人”制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古往今来,在人类的道德或法律规则体系中,考量和约束的,永远是“行为。当人类评判“刀刺人”行为的“罪与非罪”时,评判对象只能是“人的行为”对错而不是客观物质、客观现象的“对错”!

曲玉权的死真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吗?

理清了上述概念,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曲玉权案判决的逻辑错误——

概括哈中院的审判逻辑:曲玉权的死亡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即把曲玉权死亡的客观事实,从逻辑上人为分割了多个“原因模块”,进而根据每个“原因模块”的责任大小而定罪量刑。

但这个审判逻辑的荒诞在于,违反了人类基本的认知常识——在两种逻辑体系中,人的死亡永远只有一个原因,不可能存在所谓“多因一果”。

具体到曲玉权,他死亡的病理原因是“心脏病急性发作”造成的(我们姑且相信尸检报告的真实性)。注意,这里的“”是死亡,而唯一的“”就是“心脏病”,并不存在其他的“多因”——这是从物理逻辑的分析。

再从行为逻辑分析,没有犯罪分子的攻击行为,就不会发生曲玉权死亡的后果;即使曲玉权有心脏病,但只要没有被攻击,就不会死在那个夜晚——显而易见,在这里殴打行为是造成死亡之“”的唯一的”。

那么,既然在两种逻辑体系中,都不存在所谓的“多因一果”,哈中院是怎么得出“多因一果”结论的呢?哈中院很“聪明它把物理逻辑中的“因”——心脏病,与行为逻辑中的“因”——殴打行为,两个不同体系的概念,竟然强行混淆在一起,用“关公战秦琼”的方法硬生生制造出了一个“多因一果

可以这样操作吗?打个比方,被刺杀身亡的法律层面原因只能是刺杀行为,可能认定为刺杀和失血过多两种原因吗?被推入河中溺水身亡的法律层面原因只能是推搡行为,可能认定为推和窒息两种原因吗?——这不都是公然侮辱大众智商的谬论吗?但遗憾的是,这样的谬论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里!

伟大导师马克思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作为法官,他必须明白自己在审判活动中的扮演的角色——他只是受法律严格界定的傀儡国王,说到底仅是法律的服务员!什么是法律?法律是规范公民行为的抽象制度的总和、是一种基于行为逻辑的评判体系!因此,法官在“法律王国”里应该做的,是使用法治思维去考量“人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越俎代庖”考量医学病理层面的因果关系!——如果哈中院的法官真的这样做了,那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曲玉权是被打死的!

曲玉权的死真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吗?

动力君的第一专业是侦查学,多年前学到的概念是:尸检报告作为鉴定结论,属于证据的一种尸检报告所描述的是人体内部的物理、化学变化,所解释的只是被害人死亡的生理原因,其作用是为还原伤害行为发生的过程”提供推断依据及佐证。也就是说,尸检报告和其他证据发挥的作用一样,仅仅是服务于查清案件事实。

在曲玉权案中,尸检报告从医学角度充分证明了击打行为的存在曲玉权死亡事实的发生,已经发挥了它的证据作用,至于击打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后果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显然不是尸检报告可以承载的。但是,哈中院的法官却创新尸检报告的使用方法、放大了尸检报告的作用——跳过“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判定责任”的证据效力传递过程,直接用尸检报告的医学结论作为给罪犯量刑的“法律依据”——这是大胆创新,还是恶意破坏规则呢?

哈中院的量刑方法是否符合国家的立法本意呢?立法本意真的是要根据被害人的体质来“倒推”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吗?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国家制定的法律,只是规定了故意伤害致死的罪名,并没有分别制定出“故意伤害因病致死”、“故意伤害健康致死两种罪名,这显然说不通。而且就算在伤害致死案件中加入了“被害人体质”这一参数,也是无法实施的,因为被害人体质的普遍差异必然会使量刑陷入极度混乱,会完全违背公平正义、定纷止争的法治追求。可见这种荒诞的“衍生概念”,仅仅是个别“歪嘴和尚”的“凭空发明”,而已。

其实,曲玉权案件原本不需要搞得如此复杂,引发这么多争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曲玉权是被歹徒打死的这么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简单认识,却偏偏被“法律人”们搞得云遮雾罩、乌烟瘴气,非要搞出个侮辱大众智商的“多因一果”来“精细化量刑”,反而使是非更加难以明断。如此化简为繁、舍近求远,到底是所为哪般呢?到底是因为法官的良知爆棚还是良知已彻底沦丧?

曲玉权的死真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吗?

综上,哈中院关于曲玉权案判决中的“多因一果”逻辑是完全错误的,由此作出的量刑结果也明显畸轻、难以服众。这个错误判决必然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是不可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按照我国司法制度中的“有错必纠”原则,曲玉权案必须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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